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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非限定性资助

SSIR中文版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2024-03-12

导读
 Foreword


本文是针对《面对经济低迷,基金会必须加大资助规模吗?》的回应。在应对新冠危机中,基金会对于“应该提供多少额度的资金”存在分歧,但对于所有基金会都需要“改变提供捐赠的方式,以帮助建立更有效与可持续的非营利组织”这一点无任何异议。能够支持一般性运营费用的非限定性资助,无论是在经济繁荣期还是危机时期,都能够增强非营利组织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拉里·克莱默(Larry Kramer)极富说服力地指出,关于基金会应该如何应对新冠危机的问题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在我们与全国各地基金会的交流中,基金会顾问委员会(Council on Foundations)听到了不少关于增加捐赠额度的决定,而也有一些基金会则告诉我们,他们需要实现资产保值,以便能够继续投资于致力解决社区和全球面临的长期挑战的方案。
自 COVID-19肆虐以来,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基金会都提出了新的资助承诺。迄今为止,美国对COVID-19的慈善资助总额已达67亿美元。50个州的600多个社区基金会,包括哥伦比亚特区,已经筹集了超过10.3亿美元,并提供了超过8.5亿美元捐款。
显然,慈善领域正在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时刻做出回应,针对COVID-19引起的各类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关注和更高额度的捐赠。但是,仅仅关注慈善领域和单个资助者提供了多少资助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关注我们的捐赠方式,或者说我们为非营利组织提供资助的类型过去慈善领域往往倾向于资助限定性项目,但无论是在经济繁荣期或衰退期,这种资助方式都削弱了非营利组织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当下是否是慈善领域终于可以大步向前,转变过时资助方式的时刻?
一些早期的变化迹象令人鼓舞。顾问委员会与合作伙伴共同制定了一项由近800个基金会签署的行动承诺,旨在以更深入的方式支持非营利组织应对COVID-19 危机。按照承诺,基金会将采取一系列新的支持措施,包括将基于项目的资助转换为非限定性资助,并尽可能提供新的非限定性捐赠。在顾问委员会与加州慈善联合会(Philanthropy California)和达尔伯格顾问公司(Dalberg Advisors)合作的一篇于九月发布的报告中,我们发现,大量资助者确实在为应对COVID-19和全球的种族平等运动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转变。
对于基金会而言,现在接纳改变,而在事件过后再度回归现状意味着错失良机。就如同 2020 年的危机改变了我们对于社会中种族分歧、必要工种(编者注:在现代经济中,需要许多类型的工种保障日常运转,以使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方式得以维持)或医疗保健系统差距的思考一样,当下也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以不同的视角思考慈善领域本身,以及我们的首选资助方式。
克莱默认可非限定性的、为日常运营提供支持的资助可帮助非营利组织建立储备金并渡过经济衰退期的作用。他指出,大多数非营利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而这主要归咎于提供“严格限制的项目捐赠”的资助者。

多年来,慈善与非营利领域一直在共同呼吁,从有效慈善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Philanthropy)、有效组织资助者(Grantmakers for Effective Organizations)到非营利融资基金(Nonprofit Finance Fund)等团体定期开展宣传活动,倡导资助者优先考虑对一般性运营的支持和长期项目捐赠。与此同时,非营利组织领导者、个人资助者和基于信任的慈善项目(Trust-Based Philanthropy Project)合作共同体也发出类似呼吁。



尽管呼吁者越来越多,非营利组织仍在努力寻找其所需的非限定性资源。在危机时期,各组织根本没有缓冲资金来维持其运营影响,更不用说着眼长期建立强大的组织。非营利融资基金最新的“非营利部门现状调研”结果显示,非营利组织正在“以决心和创造力向前迈进”,尽管他们面临着对其组织的财务状况的深切担忧。接受调研的3000家组织反馈的最主要挑战包括:财务可持续性(62%)、筹集资金以支付全部费用(57%)、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66%)。
造成这些问题的不仅仅是慈善捐赠者。研究表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签订的合同仅支付非营利组织直接项目费用的70%与低于一半的间接成本。非营利组织必须额外筹集一般性运营资金,以补贴其政府合同并保持其项目的完整性。我们的联邦政府不会减少对其他类型承包商的劳动报酬。那么为什么减少支付非营利组织的劳动报酬是可以被接受的呢?
美国国会去年年初在支持社会部门上有所进步。许多非营利组织有资格参与《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CARES ACT)》(编者注:CARES ACT于2020年3月25日由国会通过,并于2020年3月27日签署成为法律;为美国工人、家庭、小企业和行业提供快速和直接的经济援助,通过实施各种计划,以解决与新冠大流行有关的问题。)中的工资保障计划(以及其他救济计划)。展望未来,慈善领域可以在帮助各级立法者和政府官员了解非营利组织的真正需要什么,以实现其使命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我们从 2020 年的事件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社会有一项亟待解决的任务——促进种族平等并增强社区的力量与韧性。非营利组织则是这项任务的核心。对于是否在危机时期向非营利组织提供更多资助这一问题,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可能存在意见分歧。但对于如何最好地支持非营利组织,使其在经济繁荣和衰退期都能够茁壮成长,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希望从2020 年起,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着全新承诺的领域,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其所需要的灵活而长期的支持。

凯瑟琳·恩莱特(Kathleen Enright)是基金会顾问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1年1月4日
原标题:How Much We Give Is Important, but How We Give It Is,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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